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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观察世界的中国窗口 我在义乌做外贸

作者:新周刊 浏览: 发表时间:2020-05-04 00:00:00 来源: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cY2UXP7ih1V8AcHtxYmbPA



从世界杯赛况到美国总统大选走势,发往去义乌的订单既是国际局势变迁起伏的晴雨表,也见证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每一个步伐。

 

      也门人艾布.阿里熟练穿梭于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纵横交错的通道。“老板,好久不见,今天的生意还等您开张。”一名相熟的亚克力餐具店店主微笑着向他打招呼。“别急,从零做起。”他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回应,顺手拿起身边的茶盘观看。茶盘中央印有一个金色图案,是伊斯兰艺术中常见的网格状星形纹饰。

      艾布.阿里经营着一家外贸公司,是中国生产者与中东零售商之间的中介,业务范围涉及厨具、工艺品、假花、塑料制品等。他旅居义乌的16年时光,由市场、工厂、办公室和一年两次的广交会串起。疫情爆发,中国暂停持有效中国签证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,艾布.阿里仍然每天“跑市场”,验货、下单,拍摄照片和视频,发给无法像往常那样亲临现场的中东客户。

      “Twenty one !””Twenty five 啊,last price 你晓得哇?”一场瓷器交易,由中英单词的对撞拉开序幕。艾布.阿里将看中的杯子倒扣,推到女店主面前,拿着黑色马克笔的右手直接往柜台玻璃板上记录货号、颜色、尺寸、件数等基本信息。女店主不时用拇指抹去她无法认同的价格,数番涂改之后,才用圆珠笔誊抄进货单里,算是达成协议。“你不一定要懂多少种语言,但必须弄对数字,否则会找不到北。要知道,你逛完商贸城的所有店铺,你需要至少3个月”艾布.阿里说。

      营业街区、楼层、出入口编码,以及价格、汇率、最低起批量,形形色色的数字支撑起这个占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、入驻店铺高达7万家的巨型市场。发卡、扑克牌、打火机、纽扣、垃圾袋、开瓶器、水龙头......以9个国际班列、240多条集装箱航线、遍布全球的海外仓为媒介,180多万种商品自此流向世界各地,填充日常生活中各种想得到或想不到的缝隙,并汇聚成“东方神秘力量”色彩浓厚的“义乌指数”。从世界杯赛况到美国总统大选走势,发往去义乌的订单既是国际局势变迁起伏的晴雨表,也见证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每一个步伐。

 

疫情国内打上半场,国外打下半场,义乌打全场

 

       “麻烦加快速度,争取今天拍完,好吗?”国际商贸城2区1层的星宝伞业店铺里,一个北方口音的订货商指挥店员撑开款式不同的雨伞,走到自己的镜头前。离下午5点还有40分钟,届时将全场断电打烊。

      走廊、天井有些空,随处可以见到晒太阳的老人和嬉笑打闹的儿童,他们大多是商铺店主的家属。义乌市商务局出口贸易科科长陈铁军曾在媒体采访中介绍,2月,受国内疫情影响,义乌出口额探底,短暂回升后,又因3月全球疫情的日益严峻再次遭遇下滑,基础呈现为W型。正如网络戏言“疫情国内打上半场,国外打下半场,义乌打全场”所描述的,国际商贸城的发条似乎松弛了许多,每个齿轮的运转却仍旧只争朝夕。

      7月,也门人阿玛尔的贸易公司感受到久违的活力。在他的描述中,疫情将在2020年上半年的全球产业链割裂为孤立的碎片——“有钱的拿不到货,有货的运不出去,有设备的没有材料、人手开工。”他损失了5至7成的订单,原本每周15至20个集装箱的走货量锐减到三四个。出乎意料的是,他预设过眼下的积极转变,没有把关停企业划入备选项。

      “经历了半年的非正常状态,中东国家市场上缺货缺的厉害,大家都在海量要货,相当于之前没完成的订单积压到现在来做。”阿玛尔觉得,做外贸就得学会宏观地看问题,“是“延误”“慢”,没有“停”。至少你自己不能停,忙起来,动起来,在什么时候都有活路。”

      刚到义乌的时候,父亲告诉张吉英,种地不离田头,看店不离柜台。从星宝伞业柜台里“反常消失”的4天中,她一直通过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上海礼品展行程。尽管名片上的头衔是董事长,她在社交平台更多以极具亲和力的“Janey姐姐”身份示人——圆脸,及肩卷发,笑容温柔,声音舒缓,将观众与员工统一称作“小伙伴”。

      几年前,她请法国设计师团队将这个形象设计成ins风logo,印满店铺内使用的包装袋、纸杯、餐巾盒。如今,她无法像往常那样等着外国客户登门拜访,转而主动寻找国内商机以填补空白,有80%的订单来自网络。“Janey姐姐”无意中成为敲门砖,比货架上有志成为“伞中爱马仕”的精品伞更先适应了重营销、概念、企业文化的国内消费者口味。

      以2月初一场临时委托给留学生全权负责的德国法兰克福展会为起点,主打吸管的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则在不断抉择。考虑到企业应该遵循长期原则,他放弃追逐口罩风口,产值一度几乎跌倒零点,随后顶着20%的亏损率重新承接中低端订单,“如果之前做了很大的财务杠杆,很可能过不去”。

 

不要问一个搞外贸的今年好不好做、未来会怎么样。贸易生态越来越二列是一个现实,制造业回归是另一个现实,接受现实。

 

      2015年,吸管行业持续释放10年的利好触及天花板。疫情只是加速暴露了成本上涨、盈利空间骤减的现实,也成为楼仲平改革组织结构的由头,从4月为一线管理层加薪30%开始,逐渐引入新鲜血液,替换掉低学历、低专业素质的员工。“不要问一个搞外贸的今年好不好做、未来会怎么样。贸易生态越来越二列是一个现实,制造业回归是另一个现实,接受现实。”楼仲平对记者说。

      出口还是内销,线上还是线下,高端还是中低端,维持现状还是改变......疫情将义乌外贸从业者推到生死抉择的十字路口。但就像陈铁军告诉媒体的那样,义乌是一座“求生欲”特别强的城市,不会坐以待毙,也不会束手就擒。4月25日,义乌官方宣布,将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拓展线上市场,当地现有的164个淘宝村早已奠定转型基因。

      复旦大学“一带一路”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社会人口研究所所长、社会学者范丽珠总结,义乌外贸从业者在判断与行动上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,更类似于一种独特的素质:“他们是sensor(探测器)般的存在。把商品卖到更远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生计,风险也好,机会也罢,他们都能迅速、敏锐地捕捉到。”

      实践却并非总是顺利,由于微信通讯录排名5000之后的好友无法查看朋友圈,一个误以为张吉英对自己不够坦诚的客户刚刚拉黑了她。尽管有两个女儿和90后小伙伴协助,张吉英还是在最近几个月频繁感受到类似危机,“快50了,玩年轻人的东西有点吃力。”

 


每天都是广交会


      阿玛尔的办公室位于五爱新村,楼下被类似“牛仔裤,3元一件”的外贸服饰广告牌簇拥。下午3点30分,墙上的穆斯林专用礼拜钟响了,做前台的中国女孩举着手机发完英文语音消息,又不慌不忙地以“Maa  Salam”结尾。除去以上两个细节,这套隐匿于市井的两居室公寓,与普通淘宝店并无区别

      阿玛尔的外贸生涯始于沙特,他同针头线脑打了十几年交道,对中国的最初了解也来源于此——“10美元能买到日本商品,在中国2美元就能入手类似的,质量确实有差别,但绝对在可接受范围内;从中国订的货两三个月内肯定能交付,比印度快3倍。”2010年,他第一次搭上飞往中国的班机,后来又从“行商”转化成“坐贾”,“就想看看制造业体量那么大、效率那么高的地方,能有多少赚钱的机会。”

      2020年7月29日,星宝伞业老板娘张吉英在她位于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5楼的店铺内,店铺占地面积约60平方米,精心装修过,为未来的直播做准备。


      每年来义乌采购的境外客商超过50万人次,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.5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;各种商品通过这里出口到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和许多来自第三世界的“淘金者”一样阿玛尔过着往返于义乌、广州的“双城生活”,脑海中为数不多的中国地名也与商品紧密相连——三元里的箱包、广州火车站的T恤和牛仔裤、佛山的家具和陶瓷......

      把这些地名同时纳入采购计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,得对三四天的食宿开销绞尽脑汁,去国际商贸城“跑市场”则从容许多。“如果你想要A-Z,国际商贸城就能一天之内给你A-Z,而且最低起批量非常灵活,不到100件都没关系。三四十种商品拼满一个集装箱,你就可以把一座小超市搬回中东。”

      1998年,张吉英摁着计算器,从一个巴基斯坦人那里拿到了首张外贸订单。她报了夜校学习英语和阿拉伯语,寒来暑往,外语能力仍然局限于日常问候、数字、与商品性能相关的名词和形容词,但面积45平方米的店铺已经足够成为舞台——微笑、鞠躬、寒暄、议价,转动雨伞,问每个向货架投去目光的来客“要不要喝杯咖啡”......四处林立的美颜灯正在边缘化这种受制于空间的仪式,张吉英却认为,它是义乌外贸从业者不可替代的表达方式,正如“每天都是广交会”的国际商贸城,意义远不止于一个交易场所。

      “未来的实体店功能必定会从销售转向体验,尤其对于国外客户而言,亲自观察、感受、测评商品,通过与店铺经营者的现场交谈来判断其资质,开诚布公地谈需求,远比几张图片、一段文案或算视频更有可信度。而且他们更需要一个平台了解中国所有同类产品的情况,并迅速联系到相关厂商。”她指指几乎店铺门口都贴着“stock”标牌,“补充一点,所有样品都与现货匹配,所见即所得,是国际商贸城的王牌。”

      对于义乌这座被联合国、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认定为“世界第一大市场”的县级市而言,小商品既是占据C位的风景,也是中国感知全球化浪潮、探索自身定位的触角。

      2003年,考虑到在合作中处于绝对下风,只能通过无线压价赢得订单,楼仲平停止了与沃尔玛的代工生产协议,转攻酒店、饮品店等“小客户”,“十个小客户带来的利润和自由度远胜于一个大鳄”成了他至今坚持的原则。彼时,代工贴牌是义乌制造业的主流。以沃尔玛为代表的欧美零售业巨头承包了双童80%的产能,一份利润率仅为5%的订单能做3个月“赚点辛苦钱。”

      往上回溯6年,他为了落实向上海浦东八佰伴供货必备的商品条形码,第一次学习何为“企业标准”。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同行则在研究怎样使一包120支,100支乃至50支装的吸管看起来更像200支装,以应付原材料价格暴涨造成的成本提升。

      从野蛮生长的“假冒伪劣作坊”到以劳动力取胜的“廉价工厂”,一度属于“中国制造”的那些著名标签都曾和楼仲平的职业生涯仅一步之遥,或者说主动保持一步之遥是他的主观意愿,舆论热议“工匠精神”“中国制造”之后,他反而把“一辈子只做一根吸管”从企业文化中删除了。

      “讲到创新企业,所有眼睛都盯牢你有没有大数据、有没有人工智能、有没有生产线。但“创新”“工匠精神”说的肯定是态度和思维方式,否则高科技就只能帮你更安心的给世界500强企业代工.”他觉得,20多年后再看制造业,如果目光能由物及人,那才称得上真正的进步。

 

传递现代物质生活的想象

 

      艾布・阿里停在宾王商贸区一幢三层建筑前。临街的圆桌边坐满中东面孔的食客,侍者们端若水烟筒与玻璃红茶杯来来往往。从楼上的餐厅到楼下的咖啡馆,屏幕里既有黎巴嫩人气歌后南希・阿吉菜姆MV,也有真人秀《花儿与少年》的土耳其专辑。

      迄今为止,艾布・阿里早巳习惯“清晨6点起床,傍晚6点用晚餐”的中国式作息.朋友圈同时可见“古尔邦节吉庆”与“端午节快乐”的推送——除了谈生意,其实中英文都不足以令他清晰表达内心想法。但他仍像一个典型的阿拉伯人那样喜欢咖啡馆和清真寺.“看见人们聚起来的热闹样子,开心”。  

      中东国家是义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。2019年,义乌对中东地区的逬出口额占该市外贸总值的20.7% ,截至2015年,在义乌正式登记的400066名境外人员中,中东商人比例超过三成。在中东人聚居的宾王商贸区,餐厅、宾馆、商店云集,招牌统一用中文、英文、阿拉伯文标注——“赫罗珊(呼罗珊)”“喀布尔”“博斯普魯斯”“莎米”……对于中国人而高.这些名称所指涉的地理、民族、教派、文化分野并不具备辨识度。

     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.辨识度同样不产生实际意义,毕竞在去政治化、效率与利益至上的义乌,商业逻辑才是硬道理。阿玛尔遇到的误解与冲突,大多与交易中的表达不清晰有关.“把数字、需求讲明白.问題就解决了”。

      模糊、兼容的身份认同让阿玛尔觉得舒服。也正是终日被抬眼可见的阿拉伯文招牌与中东面孔包围,对他来说,广州、上海、杭州仅仅用来夸奖,义乌却是某种安全感的来源。因为“有时在大城市走很远的路去寻找自己能吃的东西.见到的人越多.就越觉得陌生”。

      不久前,罹患新冠肺炎的兄弟在视频聊天中向他抱怨头痛和呼吸因难,仿佛叙述着平日里细碎的油盐酱醋:“可能就这几天遭罪吧,没关系,没关系。”他 盯着手机屏幕,意识到自己正从一个遥远宁静的地方注视被军事冲突、疫情和发展何题用扰的祖国,生出些许间离感。但就像勇于在欧、亚、非大陆之间开拓商路的祖先那样,迁徙、流动既是他的命运,也无形中赋予了他搬运那份宁静的职责。

      “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那样的欠发达地区,或者叙利亚、伊拉克、利比亚那样长期受政局动荡、战争影响而无法进行生产建设的国家而言,义乌小商品和在义乌从事贸易的商人不仅保障了日常生活的运转,也从某种程度上传递了现代物质生活的想象,为消费商品的人勾勒了一种对未來的期许。”范丽珠说。

 

“做外贸的光鲜外表背后,就一个'扛'字”

 

      1982年,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指出,搞活市场符合中央发展商品经济精神,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于同年正式开放。从“鸡毛换糖”到摆地摊"投机倒把”,义乌小商品经济自此走上正途。20多年后,"义乌模式”被点评为“无中生有”的发展、“点石成金”的发展。置身其中的人永远无法精确预估未来,这恰恰是义乌的魅力所在。

      1995年,经营家庭作坊的楼仲平注册了“双童”商标。他去复印社制作相关资料,当印在吸管包装袋上的两个小孩经扫描出现在电脑屏幕上,他被深深震撼,豪掷1.7万元购买了一台586电脑。后来,电脑披着彩色纱巾在写字台上闲置了4个月,一位供应商友情提醒道:“你不懂DOS,用不了。”

       1997年,25岁的张吉英离开家乡上虞,到义乌篁园市场卖伞。她必须站上塑料凳子,才能越过摞满摊位的雨伞同顾客交谈。她企盼有“好心人” 一次买够父亲规定的每天3000元的营业额,这样就可以早点交差收摊,房租、生产成本和生活费也有了着落。

      她并未想到,终有一日,自己的手机会为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客户保持24小时开机,为了每把伞一毛五分钱的利润加班加点的时光也成了过往,因为“只追求薄利多销的企业就是犯罪,就是对那么多陪你打拼的小伙伴不负责任”。只有压力始终如影随形,担忧订单被突然取消,担忧不能如期交货,担忧“黑天鹅”事件,“做外贸的光鲜外表背后,就一个'扛'字”。

      义乌电商圈流行着一个传说:上世纪90年代就通过电脑“触网”的楼仲平是最早邀请马云来义乌考察的中间人,可惜义乌商城集团最终未能和阿里巴巴建立合作,后者才向杭州四季青市场抛出橄榄枝。可以确定的事实是,从试水电商到研发更具环保意义的淀粉吸管, 楼仲平的每个决定,都比剧变的来临早了 7年以上。比起预估未来,他自认为更擅长在当下总结必然趋势,将它们尽快付诸实践。

      “风口真正被定义为风口的时候,留给你的空间已经不多了,所以应该学会错位竞争。”楼仲平翻动PPT, 侃侃而谈,频繁引用查尔斯.汉迪、克莱顿・克里斯坦森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句子。外贸为他打开的天地一直在无限延展,然而,因为少年时代便辍学与父亲挑货郎担走街串巷,他至今不会写字。

       驾车前往餐厅途中,同事侯赛因、马吉迪向艾布・阿里问起他侄子哈桑的近况。在南京读大学时的每个寒暑假,哈桑都会回到义乌,为艾布・阿里打理生意。“所有人都在做生意,哈桑的身份却是研究生、工程师。”他们提起这个飞跃小商品圈子的青年,语气中不乏羡慕。

      只是,进入更广阔世界的10年中,哈桑观看着中国,钦佩同龄人“无论有钱没钱,都很会享受生活,穿好看的衣服,到处吃东西”。中国也观看着他:同学和同事一面称赞着阿拉伯人特有的长睫毛,一面向他确认“娶四个老婆”的传闻是否属实;他曾经应聘的企业评价他“素质不错,但单位没有为外国籍员工解决编制的先例,可惜了”;高企的房价则在考验他“扎根”的决心。阿玛尔极力回避的陌生感与孤独感,他必须一个人承担。

      但哈桑知道,自己的脚步正在打通原本不关联的空间,而有志于成为桥梁的人,总得负重行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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